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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青溪镇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放晴。

灰白的云压得很低，镇政府的三层小楼像一块旧砖，立在阴影里。

墙皮斑驳，铁门口刷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字，颜色太鲜，像刚补过漆，反倒显得不合时宜。

  我是李明杰，二十九岁。

县委办公室科员，选调生出身，进系统第五年。

前晚接到电话，组织上“临时安排”，让我借调到青溪镇，协助推进征地和重点项目。

所谓借调，人还算县委办的人，但听镇里的指挥。

这种身份最尴尬：责任你得扛，权力却不一定真归你。

  门房老刘从窗里探出头：“找谁？”

  “县里下来的，报到。”

我冲他笑。

他抬手一指：“三楼，办公室。”

  院子里停着五六辆旧车，最显眼是一辆黑色越野，牌照挂的是广兴地产的公司车。

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轮胎，泥花新，应该昨晚刚来。

能把社会资本的车大大方方停进政府大院的，在镇里不是“熟人”，就是“自己人”。

我心里记下一笔：镇里的水，果然深。

  三楼走廊的灯坏了一半，脚步声在水泥地上空空地响。

办公室门虚掩着，我一推，屋里人齐刷刷抬头看我，又齐刷刷低头。

桌面摆着一排搪瓷杯，白底蓝花都掉了瓷，唯独门口多了一只新的玻璃杯，杯盖晶亮，贴纸还没撕干净。

  一个戴眼镜的女同事把玻璃杯往我桌面一放：“李同志的。”

她没看我，转身走了。

玻璃杯在桌面上轻轻一响，像一面无声的锣：你是新来的。

  我没急着坐，先看了看这间屋子的座次。

靠窗的是办公室主任，背光，别人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他却能打量全场。

左手边是分管党务的副书记，年轻，头发梳得锃亮；右侧是党政办副主任，手里夹着一沓材料，翻页很快，不抬眼。

最里面空着一个位置，桌上只有一只杯子——那是书记的位置。

  书记没来。

欢迎会也就不必谈了。

  我在靠门的位置坐下。

靠门，意味着你是候补，随时能被叫走，也随时可以被忽视。

我短暂地看了眼墙上的时钟，秒针走得很稳，提醒我在场的每一秒都在被观察。

  “李同志吧？”

年轻副书记笑，牙齿很白，“县里安排你来青溪镇，锻炼一下，舞台挺大。

我们这边事情多，你先多熟悉、多学习，凡事以团结为重，有什么想法，会后沟通。”

  这是标准话术：先给你台阶，又把你的嘴堵上。

我的回应也一样标准：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到岗就把自己当‘青溪镇的人’，请各位领导多指导、多批评。

我先边走边看，熟悉情况，今天主要是来报到和对接。”

  在县委办呆久了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话多，什么时候该少。

第一天，不问不答，不立旗，不表态，把情绪压住，把信息摸清。

手伸出去早，别人就知道你袖子里有没有东西；袖子空的，就挨打。

  办公室主任咳了一声：“下午有个周例会，你先旁听。

征地那块儿，领导让你先把底摸一遍，问题清单化，倒排工期，挂图作战，先拿个三天的初步方案出来。”

  这是“开门三板斧”：清单、时间表、图表。

这么一说，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其实就是把责任压在你头上。

  我点头：“收到。

清单我先做个台账，今天先把存量问题梳一下，明天开始逐户走访。”

  主任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看我。

我的玻璃杯在桌上，像个占位标签。

我给杯里倒了水，烫手，掌心被滚烫提醒——今天没有欢迎，只有温度测试。

  中午，食堂。

几盘菜，半盆米饭。

没人敬酒，不出现“酒桌欢迎”的场面，也意味着没人愿意为我背书。

饭桌上，副书记问了我一句：“住哪儿安排好了？”

  我说：“安排在招待所就行。”

  他笑：“清苦点儿，锻炼嘛。”

  锻炼两个字落下，桌上几个人都笑。

笑声里，有不明言的身份边界：你是来锻炼的，不是来分权的。

  我低头吃饭，悄悄记人。

财政的副镇长筷子伸向肉菜的动作很快，夹起就放自己碗里，没抬眼；城建办的副主任不停看手机；综治办的小伙子对我避开目光；党政办的小姑娘故意不说话，脸上挂着无所谓的表情。

每个人都在传达一种态度：新来的，先看你怎么“活”。

  下午，会议室。

  镇里周例会，书记仍然缺席。

他的位置只放着茶杯，杯沿磨出一道灰槽，像常年被手指抠磨。

主持人是年轻副书记，面前摞着厚厚一叠材料。

墙上的条幅红得刺眼：“提质增效、挂图作战、冲刺三季度。”

  “我们这边征地指标比较紧，”副书记翻着纸，“市里专项资金这块儿，督导组上周来过，明确要兑付条件，在时间节点前把手续闭环。

限时办结，压实责任，谁主管谁负责。”

  一口气甩出这么多词，大家都低头装记录。

可我听得明白：没有谁真的担责，只是把责任丢到“流程”和“口径”里。

  我在小本子上只记动词：协调、汇总、推进、对接、研判、跟进。

没有一个动词落到“谁做、何时做、做到什么程度”。

我在字后面加了三个问号。

  “下面请李同志简单介绍一下对接安排。”

副书记敲了敲桌子。

  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声音压低：“我先把流程图补齐，用‘问题清单+责任清单+时限清单’三张表梳理。

今天先统一口径，回头我做一个会后纪要，把刚才提到的几项关键节点写清楚，抄送书记、镇长和各位分管领导，逐项对账。

另外，为了避免口径漂移，我建议从明天起，一村一档，所有入户沟通留痕，照片、谈话纪要、签字确认，齐全存档。”

  留痕两个字一出，几个人的眼神闪了一下。

留痕意味着以后没人能随口打太极，每一步都有人在看。

副书记笑容有点僵：“可以，年轻人思路不错。

先内部掌握，不要扩大化。”

  “不要扩大化。”

我心里冷笑，这就是另一句潜台词——你可以做，但别让别人难堪。

  散会时，办公室主任把材料往皮夹里一塞，走到我面前：“李同志，纪要你来起草，今晚发我，我看一下。

格式照旧。”

  “照旧？”

我重复。

  “嗯，标题就用‘周工作例会纪要’，抄送范围按惯例，不涉及具体谁谁谁。”

他看着我，“懂规矩就好。”

  我笑着点头：“按照惯例。”

规矩就是这样，写和不写，不在文件，而在心里。

  晚上八点，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：“纪要先不要发。

书记要见你，九点，老地方。”

  “老地方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——镇政府旁边那家小饭馆。

他习惯坐的靠墙包厢。

见面不在办公室，不走公对公，这是刻意的距离：我可以见你，但你不算我的人。

  饭馆走廊的灯有点昏，门帘后面有人说笑。

包厢门半掩着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书记还没到，年轻副书记己经坐着了，身边是城建办的副主任。

桌上摆了西个菜，两个素两个荤，酒是黄的，本地小糟酒。

  五分钟后，门帘一挑，书记赵继林进来了。

个头不高，眼神冷，穿一件灰色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，一看就是久在基层滚打的样子。

他没有伸手，只点了点头：“小李啊，县里把你派来，重视。

青溪的事情多，不要背书面话，办事要有分寸。”

  我起身：“书记好。

我来，就是解决问题的。”

  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坐下，喝了一口酒：“征地这块儿，你先熟悉。

群众工作要耐心，不要搞‘一刀切’。

开发商是我们的合作方，不是敌人，别把关系搞死。”

  这句话，边界画得很清楚。

合作方三个字，听起来温和，实际是把我钉在中间：一头是群众，一头是资本，两边都不能得罪。

  我笑笑：“理解。

依法依规，把握火候，该说的说，该留的留。”

  他点点头，筷子敲了敲碗沿：“年轻人，别太锋芒。

县里让你来，是来干活，不是来当英雄。

会开好，材料写好，别让外人抓把柄。”

  我说：“我先把底摸清，把问题台账做出来，逐项销号。

对外口径我会同办公室对齐。”

  他看了我两秒，收回目光：“行。

今天就这样，明天八点，拆迁协调会，你旁听。”

  旁听。

这个词我记在心里。

旁听的意思，是你有资格在场，但没资格说话。

  从包厢出来，街上风凉。

我没急着回招待所，路边买了一串鸡翅，辣得舌头发麻，却让人清醒。

  想想自己这几年，刚进县委办时，以为写材料就是全部。

后来才明白，材料是刀，会议是鞘，程序是盾，人心才是手。

手稳，刀才不乱；刀快，鞘不破；盾厚，刀才敢出。

现在到了镇里，我得重新校准这套东西。

  回到房间，窗外有虫鸣。

桌上的笔记本还开着，我把“会后纪要”又改了两处：一是把“责任人”改成“责任单位+分管领导+承办人”，把压力均摊；二是把“抄送范围”收紧到书记、镇长、办公室主任存档，不抄到个人邮箱，避免被人理解为点名。

  这不是退缩，而是把刀先放回鞘里。

第一天，我只需要一件事：活下来。

活着，才有布局的资格。

该锋芒的时候锋芒，该隐身的时候隐身，这是官场的底层算法。

  夜里，微信群“青溪镇—项目推进群”跳出一条通知：明日八点，拆迁协调会；参会：分管、征补办、城建办、相关村书记；县里李明杰同志旁听；请相关单位准备口径，资料上墙。

  资料上墙西个字，意味明天会有人被摆出来。

摆出来的人，不一定有错，但一定得负责。

负责的人，往往比犯错的人更容易被打。

  我关掉手机，长叹一口气。

真正的“欢迎会”，要从明天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