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凤娟在临终关怀医院躺到第七天，嘴唇上终于不再冒出那些模糊不清的音节，
句话：“床底下...那双绣花鞋...给你妹妹...”守在床边的张立强猛地直起身子，
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俯身靠近母亲苍白的面孔，轻声问：“妈，您说什么？
什么绣花鞋？”但母亲的眼皮已经沉沉合上，又回到了那种半昏半睡的状态，
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立强连日陪护产生的幻觉。他蹲下身，
查看医院的矮床底下——除了母亲带来的一个行李箱和一双软底布鞋，什么也没有。
立强揉了揉太阳穴，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。母亲意识清醒时的最后一句话，
怎么会是关于一双根本不存在的绣花鞋？况且，他哪来的妹妹？一李凤娟入院是三周前的事。
那天立强刚结束一场不怎么顺利的商务会谈，就接到了社区医院的电话。“是张立强先生吗？
您母亲在菜市场晕倒了，现在在我们这里。初步检查后怀疑是肝癌晚期，
建议立刻转到大医院详细检查。”立强握着方向盘的手抖了一下，险些追尾前车。
他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上周末见母亲时的画面——她确实脸色发黄，人也瘦得厉害，
却只说自己是“夏天食欲不振”，还抱怨现在的猪肉没有从前香。
检查结果比预期更糟：肝癌晚期，已扩散至淋巴和肺部。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立强，
治疗的意义不大，最多只剩下三到六个月。“不可能！我妈身体一直很好，
连感冒都少...”立强的声音在医生平静的目光中低了下去。
“很多肝癌患者直到晚期才有症状。”医生翻着化验单，“您母亲今年七十二了吧？
这个年纪，我们建议以减轻痛苦、提高生活质量为主。”立强把母亲接回自己家。
妻子王慧默默收拾好了书房，摆上一张单人床。
他们十五岁的女儿婷婷把自己珍藏的香薰蜡烛拿出来，摆在姥姥床头。“爸，
姥姥会好起来吗？”婷婷问。立强看着女儿酷似母亲的眼睛，说不出实话，
只是摸了摸她的头。李凤娟在儿子家撑了十天，情况急转直下。止痛药的效果越来越差，
她常在夜里发出压抑的呻吟。最终，在医生建议下，他们将她送入了临终关怀医院。
就是在那里，李凤娟开始说胡话。
起初只是零散的词：“书包...快点...要迟到了”“米价又涨了”。护士说这很正常，
晚期病人常有意识混乱。立强听着却心如刀割，那些碎片化的词语，
像是母亲一生的缩影——年轻时赶着上班，中年时为生计操心。直到第七天，
她说出了那句完整的话。关于绣花鞋的话。二“绣花鞋？”王慧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，
“是不是听错了？”“绝对没错。”立强站在医院走廊尽头，压低声音，“清清楚楚，
说床底下有双绣花鞋，要给我妹妹。慧慧，我是独生子啊，哪来的妹妹？
”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“可能是做梦吧。妈这几天不是总说胡话吗？”立强却不这么认为。
母亲说那句话时的眼神异常清明，完全不像之前说胡话时的涣散状态。他请了半天假，
回到母亲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。这套位于城南的两居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职工宿舍，
如今周围已建起无数高楼大厦，只有这几栋老楼还固执地伫立着，像被时光遗忘的角落。
立强掏出钥匙打开门，一股熟悉的老房子气味扑面而来——陈旧的木头、积年的油烟，
还有母亲常用的风油精的味道。他径直走进母亲的卧室，跪在老旧的红漆地板上，
俯身看向床底。灰尘中有几个收纳箱，立强把它们一一拖出来。
箱子里是过季的衣物、旧相册和一些毛线团。当他拖出最后一个箱子时，
眼角瞥见了最里侧的一个模糊轮廓。立强伸长手臂，指尖触到了一个硬质的物体。
他用力把它勾了出来——是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盒，上面印着早已关张的本地百货公司字样。
打开盒子，里面果然是一双绣花鞋。深紫色的缎面，鞋头绣着精致的牡丹和蝴蝶，
鞋底是厚厚的千层底，针脚细密匀称。这手艺立强认得——是他外婆的绝活。小时候，
外婆每年都会给他做一双布鞋，直到她八十多岁眼花做不动为止。立强怔怔地看着这双鞋。
它们崭新得像是昨天才完工，与周围老旧的环境格格不入。母亲真的有一双绣花鞋。
那“给你妹妹”呢？立强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，拨通了姨妈李秀娟的电话。“绣花鞋？
”姨妈想了想，“哦，你说你妈结婚时那双吧？那时候穷，
你外婆给三个女儿每人做了一双绣花鞋当嫁妆。你妈那双是紫色的，你小姨是红色，
我的是蓝色。”“小姨？”立强抓住了关键词，“我还有个姨妈？”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，
良久，姨妈才轻声说：“立强啊，这事...等你妈好了再说吧。”“姨妈，
我妈是肝癌晚期，医生说就这几个月了。”立强艰难地说出实情，
“她昨天突然说要把绣花鞋给我妹妹。可我哪来的妹妹？
是不是和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姨有关？”听筒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。“你来我家一趟吧，
”姨妈最终说，“有些事，是该让你知道了。”三李秀娟住在城北的一个新小区，
与李凤娟的老房子几乎横跨整个城市。立强不明白，姐妹俩为何要住得这么远，
这些年往来也不密切，只在春节或清明扫墓时聚一聚。姨妈给他泡了杯茶，
然后从一个旧木匣里拿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是三个年轻女孩，站在一栋平房前，
都扎着麻花辫，穿着碎花衬衫。“这是你妈十八岁，我十六，你小姨秀莲十四岁。
”姨妈指着照片说。立强仔细端详。母亲年轻时长着一张瓜子脸，
大眼睛里透着倔强；旁边的姨妈圆脸爱笑；最小那个女孩瘦瘦小小，紧紧挨着母亲，
眼神怯生生的。“小姨现在在哪？”立强问。“不知道。”姨妈摇摇头，
“她二十岁那年就离家出走了，再没回来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姨妈抿了一口茶，眼神飘向远方，
“因为你妈。”故事缓缓展开。1975年，李家三姐妹住在城郊的农村。她们的父亲早逝，
母亲在纺织厂做工勉强糊口。大姐李凤娟成绩优异，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，
是全家人的希望。“你妈上大学那年，秀莲才十五岁。”姨妈回忆道，“家里穷，
供不起两个学生，秀莲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去街道的纸盒厂干活。”两年后，高考恢复，
李凤娟想继续考大学，但母亲身体大不如前，家里更需要人赚钱。矛盾在那年冬天爆发了。
“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特别冷。”姨妈的声音低沉下来，
“秀莲所在的纸盒厂要推荐一个年轻人去学会计，选上了她。可是学会计要脱产培训三个月，
这期间只有基本工资。你外婆不同意，说家里等钱用。”李凤娟站在母亲一边，
认为秀莲应该继续在纸盒厂踏实工作，等她大学毕业就能帮衬家里。“秀莲哭了一整夜，
说你妈自私，只想着自己的前途。”姨妈叹了口气，“第二天一早，她就收拾东西走了，
只留下一张字条，说要去南方闯荡，再也不回这个家。”立强默默听着，
难以想象母亲还有这样的过去。“刚开始几年，她偶尔会写信回来，说在深圳的工厂打工。
后来信越来越少，最后彻底断了联系。你妈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，结婚生子，
生活渐渐好起来，但她一直没放弃找秀莲。九十年代她还特地去了趟深圳，
根据旧地址找过去，却听说那个工厂早就拆了。”“所以，我妈一直觉得愧对小姨？
”“何止是愧疚。”姨妈放下茶杯，直视立强，“你妈后来做的每一件事，
好像都是为了证明当年让秀莲辍学是不得已。她拼命工作，早早分到单位房子，
